人勇敢的第一步，就是直面这个复杂度爆炸的世界，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进其中｜重轻 一席第1142位讲者
一个人对世界的关切，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我们关心和投入一件事，收集它的信息，去品味，去理解，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情绪价值，或者因为它能构成我们身份的符号，还是它能够帮助我收获更多他人的注意和喜爱吗？我觉得都不是。
穿过一个个孔洞
2026.06.06上海
大家好，我是重轻，我是一名播客内容创作者，但是今天我想从屏幕上的这个大灯泡开始演讲。
在美国宾州匹兹堡东部郊区的一个荒地里面，有一个灯泡一样的奇怪物体。2024年夏天，我跟朋友们穿过满地的垃圾和粪便，走到它跟前的时候，已经是黄昏了。
1937年，原子弹还没有诞生，当时正在和通用电气竞争的西屋电气公司，试图发明一种新的能源——核电。这个地方曾经是西屋电器的实验室，而这个东西叫作Westinghouse Atom Smasher，西屋粒子对撞机，它是实验室的核心设施，当年竖着安装，有五层楼高。
在变成遗迹之前，它是一台500万伏的粒子加速器，原理上有点类似于咱们小时候玩的范德格拉夫发电机——你摸一个金属球，头发就会竖起来。它做这么大，就是为了实现500万伏的高电压，让粒子在真空管里加速，撞向靶粒子。
我觉得这是科学史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模式：人类为了理解尺度特别微小的东西，不得不建立巨大尺度的东西。研究人员用这个大家伙做各种精密测量和研究，导致1940年首次实现了铀的光裂变。
二战改变了很多事情的轨迹，从科研到工业，所有事情都要以战争为先，所以西屋电器研究所的精力也都转移到了微波雷达上。研究核物理的研究人员被调走了，后来整个研究所也搬走了，只留下这个大灯泡。如今，即使是附近小镇的居民，对这件事了解也非常少，这个灯泡成了废墟爱好者津津乐道的隐藏目的地。
▲ 图源：WSJ
废墟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对历史叙事很不配合，一方面，这个东西是科学的里程碑，因为它是人类历史第一个大规模核物理研究计划的载体；另一方面，它也是美国工业化衰败的见证。
2015年，对撞机的支架年久失修，买了这块地的房地产公司也没有钱拆除它，为了安全考虑，只能将它原地放倒，所以它甚至消失不起，只能赖在那里。今天，它就是一块巨大且无用的铁皮。它没有被涂鸦覆盖，纯粹是因为太光滑了，涂鸦爱好者爬不上去，所以涂鸦只在底下。
我当时看着它，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心酸，它显然是一个充满力量的人造物，但是卡在了历史的缝里面：它不够旧，进不了博物馆，但是它也不够新，提供不了任何实用的价值。
天黑以前，我们几个人抓紧时间，用相机和无人机把它拍了下来，于是就有了今天大家看到的这个模型。
像这样的模型，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扫描了几千个，覆盖了1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网站上，供大家参观和下载。
做内容，就是处理内心和世界的不协调
过去十年间，大部分人接触我，不是因为模型，而是因为我讲述刚才这样的话题和故事。
我做的是一种特定形态的播客，形式上依然是聊天，但是聊的东西是我深思熟虑的，长线条的，围绕一个主题的讲述和讨论。我的选题几乎不涉及时下流行的、大家都关切的公众议题，而是随机的、引起我注意的，特别是让我感到陌生或诡异的小事。
比如前几年好莱坞编剧工会组织罢工的时候，我研究了罢工是如何组织的。最开始吸引我研究的动机只有一个：我不明白为什么编剧一罢工，我喜欢看的深夜秀节目也要跟着停播。但后来我明白，深夜秀背后就是一群编剧，白天写完剧本，晚上就播出。
于是我开始看谈判的协议，双方的声明，把这几个月每天发生的新闻整理成表格……我逐渐发现，劳资双方谈判的核心协议，叫作Minimum Basic Agreement，它远远不止是一份合同，而是一个层层沉积的地貌。
七八十年前，祖辈的编剧和祖辈的制片厂争取署名权和最低稿酬。五六十年前，前者与后者争取电视重播时获得报酬，以及缴纳养老金和医保。三四十年前，编剧们要求在录像带发售时也获得分成。
▲ 1981年好莱坞编剧罢工期间，奥斯卡奖得主参加抗议（图源：Writers Guild of America West）
今天，一个美国编剧工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福利和保障，是由无数前辈作为一个集体，一遍一遍地谈判、罢工，积累而成的制度性的遗产。所以这份协议不只是一份协议，而是几代人接力而生、正向着未来继续生长的的历史。
最后我做出来的播客节目，就是我翻找材料形成的流水账。这是我做了10年分析型节目的深切体会之一：只要你沉浸在材料的海洋里，和细节短兵相接，那么你不需要什么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高明结论。
做内容的关键，是处理自己内心和世界的不协调，把它理顺。理顺的过程，只要平铺直叙，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内容。
再比如，五六年前，我在我自己的音乐播客「不在场」里面聊过一首歌的复活。它是一首1980年代的日本老歌，早就被遗忘了，但是在2020年突然复活，在YouTube上的播放高达上亿次。
这首歌的名字叫作Plastic Love，《塑料爱》。它没有借助任何流量事件，也没有任何明显的原因，纯粹凭借受众的重复收听，征服了算法，并且席卷了蒸汽波在内的各种亚文化。
▲ 2021年《Plastic Love》再版时的单曲封面
一开始，我只是注意到了这首歌的播放量异常高，于是我就去调查它的歌手竹内玛莉亚，以及编曲山下达郎，出版的时间，歌词的内容。我在自己的工作站里一个一个音符去复刻它的节奏，和声，和旋律。在这些陈旧繁琐、但异常丰富的声部叠加中，我听到了一些未曾想过的连接：竹内玛莉亚和山下达郎的的音乐语言，和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存在着继承和内化的关系。
而这首歌还与日本泡沫经济时期的社会情绪有关，当经济停滞和衰退之后，弥漫在城市里的纸醉金迷的物质繁华，变成了一个遥远的梦境。于是曾经的庸俗和奢侈，变成了今天的梦幻。到了2020年，这份怀旧甚至变成了一种新的美学。
我个人研究和探索的开端，总是这样一些莫名其妙的、离我非常遥远的小事，但它们像一个个孔洞，如果你愿意穿过去，就会落入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像这样意料之外、突然展开的旅途，总是让我流连忘返。等我回过神的时候，我已经钻过去，而且走了很远了。
人勇敢的第一步，就是直面无尽的信息
我还做过一个反垄断的选题。2023年，微软收购动视暴雪，后者是一家游戏公司。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对此发起了很长时间的反垄断调查。按理说，我没有资格讨论这个议题，但我始终觉得其中有些地方很奇怪。一方面，从法律定义上看，这个案子无论如何都不构成垄断，因为电子游戏行业太大了，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这件事都没有达到垄断的门槛。
但另一方面，我和所有其他人一样，能明显感觉到，这件事情存在着一些损害公共利益的成分，但它不是垄断，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 动视暴雪公司代表作包括《使命召唤》《魔兽世界》《星际争霸》等多部知名游戏，图上是其位于美国加州圣莫尼卡的公司总部（图源：Mario Tama-Getty Images）
为此，我翻阅了300多份法庭的文件，跟踪了听证会的全过程，包括记者的现场速记。在这些字里行间，我看到了一种深层的冲突。一边是古典的经济学观念，认为只要维护市场本身，保证充分竞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总体福利就一定能最大化。另外一边是现实，今天这些巨大的平台型企业，总是在拼命地争抢下一个潮流、风口、范式。
在范式转换的时候，它们会巨量投入，在发现是泡沫之后又骤然收缩。这种重复的移山造海的盲目行动，拉着整个社会、产业链，每一个小公司和劳动者个体下水。而后者不在古典经济学定义的范围内，所以前者根本无法解释后者的性质，它自然也应对不了后果。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法律和经济学交叉的学术话题。作为一个没有任何学科背景的普通人，我就是一不小心钻进了茫茫多的材料里。等我出来的时候，留在心里的是一段蜿蜒漫长的旅途。它已经串联起很多事情，跟我自己平时的生活经验有关，跟我们生活的国家、市场有关，还与一些遥远的抽象逻辑和经济学理论有关。
对我来说，做内容最大的召唤就是这种广泛的连接。因此，我终生都会保持一个反专业、反权威的立场。人可以体会、弄懂的事情，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勇敢这种品质，在现代生活中似乎显得很抽象。但是对我来说，人勇敢的第一步，就是直面无尽的信息，直面这个复杂度爆炸的世界，饶有兴致地，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进其中。
「地图取代了地面」
去年我做完了另外一个系列节目，叫《原型》。流行文化中有很多反复出现的模式，一旦你察觉到了，就会不停地认出它们。比如「高贵的野蛮人」（Noble Savage），类似《阿凡达》里的纳威人。现代生活中，我们总会向往田园牧歌式的、不被工业文明污染的、具备天然高贵美德的审美对象。我们把远方的人浪漫化——比如大山里的孩子、不会说主流语言的原住民、自给自足的部落成员，我们会觉得他们是更高尚，更接近真善美的。
▲ 图源电影《阿凡达》
另一个选题叫「蜂巢生命」，指的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今天人类社会的高级智能形态。比如工蜂围绕着蜂巢，蚂蚁的群体活动，以及排成各种队列的飞鸟。在昆虫和动物的世界里，我们可以观察到这种智能的涌现：单个个体好像没有任何的智能，非常低级，但群体却表现出极其厉害的智能现象。科幻作家和导演们把这些意象安在外星人身上，或者各种思想实验里，来探讨蜂巢形态是不是一种超越——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放弃个人意志，消灭所有个体间的矛盾和障碍，我们就不再有痛苦了，完全融合成一个大的集体，这是否就是文明进化的下一个篇章？
▲ 电视剧《爱，死亡和机器人》第三季第六集《虫群（Swarm）》展现了作为智慧集体的虫群（图源《爱，死亡和机器人》）
《原型》的最后一期是一个单口节目，叫「虚拟假说」，这是最近十年特别火的思想实验。它的意思很简单：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是假的，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全部都是Simulation，模拟的运算过程。就像电脑运行开放世界游戏里的NPC一样，你我都不存在。
在物理空间里真正存在的，是更高阶的文明——在那个世界，可能有个小孩，正在家里做学校的作业，于是在电脑上运行了一个世界模拟器，模拟出了70亿人。我们就像游戏里的NPC，无法觉察到玩家，也无法观察到真正存在的上位者和世界的真相。
▲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人类被困在一个由智慧机器创造的虚拟现实「矩阵」里（图源：《黑客帝国》）
虚拟假说看似是一个很古老的想法，你可以联想到庄周梦蝶，或者苏格拉底的洞穴隐喻。但我越看越觉得，这其实是当代世界的新问题、新症状。
首先，它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有关。任何时代的人，都会拿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来类比自身，因为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了解自己，所以会想象自己是如何构成和运转的。古希腊人认为人体内有很多水渠和河道，因为水利工程就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技术。牛顿时代的人认为自己是一台机械，和钟表没有区别，只不过齿轮更多、更小。今天，我们一定就是运行中的代码。
另一个与虚拟假说相关的是进化生物学。动物和昆虫有很多有意思的迷惑行为，反映出一种规律，进化生物学家称之为「Fitness beats truth」——适应胜过真实。我们的所有功能，包括感官，眼耳鼻舌身，全部是适者生存的优化结果，是达尔文进化的产物，而不是一个求真求知的机制。
虚拟还与什么有关？还与我们掩埋在信息爆炸中、无法触摸真实世界有关。后现代哲学家们会用这句话来比喻今天的生活：地图取代了地面。我们今天生活在地图里，而不是地面上。我们生活在无数叠加的信息之上，处在无数控制论式的社会经济政治机制之中，这些机制在调理我们、安排我们，所以世界是一个我们永远试图理解却无法直接触摸的东西。
▲ 图源：《万神殿》第一季
从根本上，我们无法把握自己的处境。我们有一种幻觉，觉得自己可以做任何事，广告告诉我们，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这种时代性的、内在、常在的疲倦和绝望，不是我们能想通的，而它正是虚拟假说盛行的土壤。
虚拟假说就是一颗安慰剂，一颗红药丸。它表面上是挑战、是求真，实际上是一种躺平和放弃。
虚拟假说能引起我的注意，也跟我多多少少受到它的诱惑有关。我会回想起小学三年级时，我爸斥巨资给我买了一台个人电脑，那时应该是1996年或1997年，一台586。我用它拨号上网，一张图片要等5分钟才能加载。
那时候的盗版书、地下杂志、盗版唱片，还有英文网页里我看不懂的只言片语，各种非法出版物，都是我的精神源泉。盗版让我们这一代人知其然，但至于所以然，还是要靠自己脑补。外面的世界光怪陆离、高高在上，我只能自己琢磨，自己往里面走。
小时候，我在唱片内页里拼凑故事，长大后我在互联网里收集信息。我自己非常清楚，我一直就是一个活在自己脑子里的人。我不愿意承认，但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在纸上，在屏幕里，在耳机里，它还挺容易是假的。对我而言，虚拟假说并不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命题。
如果，我们给所有的辽塔都建模？
幸运的是，快到40岁时，我接触到了一群截然相反的朋友，他们一天到晚出门溜达。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在故纸堆里翻找和连接，和他们出门溜达，其实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形态。在录制《原型》系列期间，我加入了他们。我们去了很多地方，逐渐发展出一个令人上瘾的爱好——给建筑拍照建模。
2023年秋天，我们去东北看辽塔。辽塔存世只有80多座，数量不大，而且都集中在北方。有时候开一天车可以看好几座，连着看下来很快就会发现，辽塔在形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八个角，都是密檐式——底部墩子很高，塔身很高，上面的短檐很密集，都是实心的砖石结构，却在细节上试图模仿木质建筑的形状。
当时我们圈子里的考古学家可达跟汉洋说，其实建模非常简单，就是围着塔拍很多照片，然后在电脑里重建一个立体模型，而塔就是3D建模最简单的对象，因为它是一根棍子，完全是凸的，没有特别复杂的凹形结构。我说，那如果我们给全部80多座辽塔都建模，岂不是可以在电脑上一起对照着旋转把玩，去观察它们的共性和个性了吗？
虽然到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扩大化，变成了扫描整个世界一切建筑的宏伟事业，但在我们团队内部，依然管它叫「塔子计划」。
塔子计划的重点并不是建模技术——那本身并不新鲜；关键也不在于模型——素材商店里有几百万个建筑模型，而且都是美术人员在3D软件里手工制作的。我们纯粹是在拍摄、记录和保存这些充满缺陷、瑕疵和风尘仆仆的建筑模型。它们有一点与众不同——它们是真的。
我为遗迹着迷，因为它们把复杂性留在原地
在美国建模的路上，我们路过宾州的一个小镇。那里有一座被挖空的山，和一片平静的湖面，旁边是一个废弃的水泥厂，名叫阿特拉斯。一百年前，这些水泥炉开始大规模生产水泥，这个工艺如此领先，水泥竟然可以远销全球——今天水泥毛利极低，连一个省都走不出去。
这份工作吸引了许多德国第一代移民，他们在老家找不到生计，便来到新世界建立家园。男人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学英语，女人在家带孩子，同时编织水泥袋子。这些水泥变成了帝国大厦，变成了巴拿马运河。几十年后，在去工业化浪潮夺走一切之前，他们抚养出的孩子考上了大学，改变了命运。如今这些早期的水泥炉，仅靠当地怀旧者的捐赠勉强存续。
在美国南方，旅途临近终点时，另一个奇观深深震撼了我——密西西比河床模型（Mississippi River Basin Model）。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桌面上的教具，实际上却是一个巨大的实体模型，占地200英亩，相当于一百多个足球场。它把密西西比河——也就是将近半个美国国土上的所有水系及其重要支流——用水泥、水泵、管道、闸门、测量仪和弯曲的沟槽完整临摹了一遍。所以从功能上说，它不是模型，而是一台计算机，用土地和水做成的计算机。
在美国历史上，年复一年发生洪涝灾害，治理和赔偿给联邦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于是他们想方设法研究治理方案。今天我们要研究在哪里建大坝、如何泄洪，会打开电脑写程序跑仿真，但那个时代没有计算机。所以当时的工程师采取了一个古典却极其疯狂的想法：把河道抄下来，做一个微缩模型，直接灌水看结果。
于是，从1943年到1966年，他们耗时二十多年建成了这个模型。讽刺的是，到它接近完工时，它的时代已经快结束了——计算机已经开始具备建模能力。这座庞大的地面计算机刚刚长成，就开始过时。但在五六十年代，它其实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它模拟过多次水灾，保住了许多家庭、村庄和人命。
如今，它名义上坐落在一个公园里，但我们走进去时，情况极为糟糕：树从河床里长出来，草覆盖了河道，板块已经开裂，更离谱的是，还有人把车开进去练车。
在美国短暂的历史中，这类野心勃勃的尝试比比皆是，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塑造并推动了科技与工业的前进，很大程度上也塑造了今天整个地球上的现代生活。然而在美国，这类东西的存在感，远远低于我认为它们应有的分量。大多数历史建筑和地标，以及学者和导游反复讲给游客听的，是另一套叙事。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句话很经典，但如果你沿着美国的国家公路走一段，会更具体地理解它的含义。National Road，美国第一条完全由联邦出资修建的公路，它像一根针，从东海岸扎进内陆。
▲ 1916年美国国家公路东段地图（图源：Britannica）
你可以想象，这条路沿线上无数事物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叙事——比如华盛顿住过的地方、打过的仗、修过的路，甚至好几个收费站都被妥善保护，其中有一个叫Searights Tollhouse，是一座非常小的房子，建于1835年，二楼住着收费员全家，每天收费员就在楼下收费。
沿途不同民族定居和垦荒的故事连成一片：德国移民聚集在此，爱尔兰移民和谁起了大冲突，谁被赶进山谷，谁留下开垦农场，谁建立了教堂传教。就在这些房子、磨坊、墓地和学校之间，形成了美国。这些建筑很容易构成一个国家愿意讲给自己的故事：我们是一群来自远方的移民，修路、建教堂，征服、冲突，然后和解、融合，最终成为一个民族。
可是科技和工业的里程碑，就很难有这样的待遇，因为它们难以被道德化，难以被讲述为征服和英雄之旅，尽管那些无人保护也无人见证的水泥厂、水利工程、科研设施，真实地构筑了现代世界。
我觉得在这种反差背后，是一个国家叙事层面的根本选择：它更愿意纪念自己的合法性，而非自己的现代性。也许对他们而言，美国是谁，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国家，总是比「我们今天的生活如何被创造」更为重要。
而我之所以为这些遗迹着迷，正是因为它们无法被整合进单一、干净整洁的叙事里，而是囫囵个地把复杂性留在原地。
在塞尔维亚和波黑，这种复杂性有时更是超越了国家消失的大悲剧，上升到某种喜剧的高度。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混凝土纪念碑是粗野主义建筑美学的一个历史高峰，这些巨大沉默的物体，是铁托政权为弥合民族矛盾、构建国家凝聚力所做的漫长而徒劳的尝试。但在萨拉热窝，有一个完全不庄严也不肃穆的例外。
它是一个牛肉罐头，被放在一个白色的石座上，就像超市货架上的商品因为系统故障被渲染到了室外。底座上写着一句话：献给国际社会，来自萨拉热窝感激的市民。
1992年到1996年，萨拉热窝经历了漫长的围城，城外山上就是塞族武装的枪口，城内停水停电，人们排队领救济。在此期间，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为萨拉热窝空投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其中这个罐头，就成了一个标志，被当地人长久记住。因为它质量奇差无比，味道难以下咽，甚至早已过期，最恐怖的是，其中一些罐头来自越战时期。今天，这个罐头里装着的完全是萨拉热窝人的讽刺与恨意——我们需要的是武器、停火、调解和突围，但你们送来的是过期罐头。
在塞尔维亚恰恰克的山坡上，我们开车驶过一段泥泞小路，看到一个名为「斗争与胜利」的纪念碑。它与其他纪念碑不同，是一个巨大的拱形，纪念1941至1945年被法西斯杀害的四千多名战士和平民，并埋葬着几百个游击队员的遗体。
当你走进去，会感受到一股寒气，石头的内外表面刻着各地民俗和神话中的动物与鬼神。这件作品还曾引起过抗议，因为它越过了红星、锤子和镰刀的政治叙事，引入了古代的符号。在通道里行走，你能体会到设计师是在为死难者超度——从一侧进入，灵魂穿过黑暗与光明的交替，然后你往前走，往前走，走向来生和自由。
建造一座永远不会完工的博物馆
我们团队也在继续往前走。我们已经走过了十几个国家，路过太多奇怪的东西：有废弃的监狱、邪教的宫殿、把病人锁在里面互相照顾、任其自生自灭的肺结核医院；高速公路旁招揽生意的茶壶、茶杯、咖啡壶，高尔夫球造型的建筑；还有被人恶搞着固定在一根柱子上的老爷车，驾驶位上坐着一个圣诞老人，这些孔洞钻进去，毫无意外，都是一整个世界。
▲ 废弃的监狱
▲ 邪教的宫殿
▲ 肺结核医院
▲ 高速公路旁招揽生意的茶壶和茶杯
▲ 高尔夫球造型的建筑
▲ 被固定在一根柱子上的老爷车，驾驶座上坐着圣诞老人
我们把拍摄的照片用算法重建为3D模型，发布在互联网上，同时认真收集所有现存资料，写成故事。我们给这个永远不会完工的、记录和保存物理世界的博物馆，起名为Funes，富内斯。
▲ Funes网站首页
它来自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识的富内斯》，有一个少年叫富内斯，他坠马瘫痪，却获得了一种近乎残酷的超能力——他的记忆变了，脑子里不再是概念和名称，而是被还原为无限的、无法删减的细节：云彩的每一次变形、每一片叶子的纹理、每一瞬间阳光的偏移，都完整保留在他脑中。他也因为无穷细节的淹没，被困在无尽的现实之中。
最近我们还在开发一款自己非常骄傲的手机应用，应该过一段时间会和大家见面，里面展示了我们团队拍摄的中国古建筑，名字叫「梁柱之间」。
今天，越来越多朋友加入我们这项虽然没有什么功利价值、却引导个体直接触摸真实世界的使命中。你可以记录任何你感兴趣的建筑，比如你家楼下的亭子、你小时候的幼儿园，或者此刻大家身处的剧院。只要你拍摄足够多的照片交给我们，我们会署上你的名字，发布在Funes上。
建造这个博物馆，我们筹集的远远不止是劳动，更是个人的意图。去年夏天，一位朋友提交了一个看起来什么都不是的公园一角，他说这是他和妻子初次约会的地方。我想，如果一个人愿意在周末下午，开车前往一个连名字都没有的地方，拍摄并记录它，那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通往他的个人历史、情感和梦境。
但很惭愧，我自己不会开车，所以一直是团队里的累赘。每次出门，他们开车，我坐在后座，看着窗外。慢慢地，这些东西都连在了一起。我生于1986年，赶上了前互联网时代的尾声。我小时候节衣缩食，中午不吃饭，攒钱买打口碟和CD，为那些神秘的声响感到惊叹、恐惧或兴奋，但不知道他们唱的是什么。我曾读错一个歌手的名字发音，要到二十年之后才被人纠正，因为我从来没有机会用嘴说出来。
小时候，这个世界森罗万象，对我不负有一丝解释义务，探索的责任全在我自己。如今这个世界完全颠倒了，变得充满了解释，充满了编排好的、计划内的感受，它们在嚎叫着，争夺我的眼睛，我的眼泪，它们几乎多得要从手机屏幕里冒出来。
这些预制的、直达的感受，淘汰掉了引发细微感受的世界本身。但我已经四十岁了，我已经养成了自己钻进孔洞、在陌生的事物里盲人摸象的习惯。这个习惯长在我的身心之中，很难改变。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不习惯今天社会上流行的、借助万事万物来关注和觉察自身、来呵护自己的内心和情绪的社会文化。一个人对世界的关切，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我们关心和投入一件事，收集它的信息，去品味，去理解，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情绪价值，或者因为它能构成我们身份的符号，还是它能够帮助我收获更多他人的注意和喜爱吗？我觉得都不是。
世界太大，我太小，我不会选择去过一种六经注我的生活。我选择向外看，而且我相信，只要我停下脚步，驻足停留任何地方，那里都有一个孔洞等着我。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都牵引着深远的故事，连接着广阔的世界。
演讲中所有建筑模型和实拍照片均由Funes团队惠允，特别感谢梁楷威提供的帮助
文章结合演讲稿及演讲整理而成
策划丨酸
剪辑丨大凯
